一项新研究发现，在2002-2014年期间接受化疗治疗的大多数实体瘤患者发生治疗相关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急性髓性白血病（tMDS/AML）的风险增加^[1]。

该研究由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研究人员实施，采用来自NCI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计划的以美国人群为基础的癌症登记数据，以及来自SEER-Medicare数据库的治疗信息，于12月20日发表于JAMA Oncology。

过去几十年的治疗进展使多种癌症的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然而，幸存者后续发生治疗相关癌症的风险可能增加。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旨在量化接受化疗的患者中发生tMDS / AML的风险，这是一种罕见但通常致命的血癌。

“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骨髓性白血病是某些损伤细胞的癌症治疗的极其罕见的不良反应。”该研究的主要作者、NCI癌症流行病学和遗传学部门的高级研究员Lindsay Morton博士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癌症治疗方法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引入新的化疗药物和药物联合，但我们不知道自从做出这些改变后，治疗相关白血病的风险有哪些变化。”

由于tMDS / AML很罕见，大多数疾病数据来自病例系列、病例对照研究和临床试验，而这些研究通常包括相对较少的tMDS/AML病例。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了以人群为基础的数据方法，样本量大得多，并包括来自长期患者随访研究的前瞻性数据。

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70多万名年龄为20-84岁的实体瘤患者的SEER登记数据，这些患者在2000-2013年间诊断实体瘤并接受了初始化疗，在诊断后至少生存一年。其中1619名患者在2014年之前发生tMDS/AML。

研究人员对不同原始癌症类型的tMDS/AML风险的分析发现，在调查的23种实体瘤类型中，有22种（除结直肠癌外）的tMDS/AML风险增加1.5倍至10倍以上。

这些结果扩大了在化疗后tMDS/AML风险增加的幸存者群体，因为过去认为只有肺癌、卵巢癌、乳腺癌、软组织癌、睾丸癌和脑/中枢神经系统的癌症在化疗后风险增加。在本分析中，虽然对于大多数实体癌症类型，化疗后10年tMDS/AML的累积发生率小于1％，然而，tMDS/AML诊断后的预后非常差。

由于SEER登记数据中没有关于特定化疗药物的信息，研究人员使用SEER-Medicare链接数据库检查了同一时期内特定化疗药物的使用模式。SEER-Medicare数据库中，在2000-2013研究期间因第一个原发性实体癌接受初始化疗的165,000名患者中，使用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药物人数大幅增加，从2000-2001年的57%增加到2012-2013年的81%。而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药物会增加tMDS/AML的风险。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信息是，尽管癌症治疗方法的进步改善了许多类型癌症的预后，但在当前治疗时代，癌症化疗后发生罕见的治疗相关白血病风险的患者数量大幅增加。“Morton博士说，“在评估治疗风险和获益时，应权衡这些风险和化疗的其他不良反应以及生存获益。”

尽量减少使用会引起白血病的化疗药物，并研发有效且毒性较小的化疗方法，这些都是未来的关键。

据美国西北大学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报告，炎症性肠病男性患者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升高4-5倍^[2,3]。研究发表在European Urology。

该研究首次发现，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水平高于平均PSA值，同时这些人群患潜在恶性前列腺癌的风险也明显增加。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在美国约有100万男性患有炎症性肠病。

主要研究者Shilajit Kundu博士表示，相比没有炎症性肠病的男性，这些患者需要更仔细地筛查。如果其PSA水平升高，则可能是前列腺癌的提示。

Kundu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多炎症性肠病男性患者的PSA水平升高。“很多医生认为他们的PSA水平升高是因为有炎症。” Kundu说，“没有数据指导我们如何应该如何治疗这些患者。”

该研究是一项回顾性、匹配队列研究，涉及来自单个医疗中心的1033名炎症性肠病男性患者，以及按照年龄和种族匹配（以1:9的比例）的9306例健康受试者，在1996-2017年实施。

结果发现：

• 在10年时，炎症性肠病组和对照组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分别为4.4%和0.65%（HR=4.84，P<0.001）；

   

• 两组临床显著性前列腺癌发病率分别为2.4%和0.41%（HR 4.04，P<0.001）；

   

• 在年龄接近60岁时，炎症性肠病组患者的PSA水平明显更高。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回顾性分析的性质以及缺乏外部验证。

目前西北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努力阐释肠道炎症导致前列腺癌的机制。

霍奇金淋巴瘤是儿童时期治愈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然而，近日Cancer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幸存者在多年后患多种实体瘤的风险升高，而且特定亚组患者的风险极高^[4,5]。

研究者分析了1955-1986年间在17岁之前诊断霍奇金淋巴瘤的1136名患者的信息。中位随访26.6年，有162名患者发生实体瘤。

与一般人群相比，幸存者患癌症的风险增加了14倍。另外，在霍奇金淋巴瘤诊断后40年内任何实体瘤的累积发病率为26.4％。

研究指出：

• 女性幸存者发生乳腺癌的危险因素为在10-16岁诊断霍奇金淋巴瘤和接受胸部放射治疗；

   

• 在10岁之前诊断接受胸部放射治疗的男性的肺癌风险最高；

   

• 接受腹部/盆腔放射治疗和高剂量烷化剂治疗的幸存者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最高；

   

• 在10岁前暴露于颈部放射的女性患甲状腺癌的风险最高；

   

• 到50岁时，乳腺癌、肺癌、结肠直肠癌和甲状腺癌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45.3％、4.2％、9.5％和17.3％。

举例而言，女性霍奇金淋巴瘤幸存者的乳腺癌风险相比一般人群升高25.8倍；在诊断后40年时的累积发生率超过20%，在50岁时则超过25%。乳腺癌风险从25岁开始增加，并且在50岁时还升高。

研究者还提供了最常见实体瘤的筛查建议。对于乳腺癌，建议在诊断后8年时或25岁时开始筛查，两者以较晚发生者为准。

研究者表示，这项大规模、多中心、国际化儿童霍奇金淋巴瘤队列研究使我们能够确定发生新实体瘤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利用宿主和临床特征来确定极易发生这些新癌症的亚组患者。

该结果强调了霍奇金淋巴瘤幸存者进行终生癌症筛查的必要性，同时有助于对幸存者进行特定癌症风险分层，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筛查。

《美国移植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提示，肺移植后肺癌风险增加，特别是在单肺移植受者的非移植肺中^[6]。

该研究采用美国17个州或地区的匹配移植和癌症登记数据，包括1987-2012年间近50%的美国移植受者。

研究者发现，与一般人群中没有肺移植的类似人群相比，单肺移植患者非移植肺发生肺癌的风险升高13倍。

非移植肺发生肺癌的危险因素不仅包括典型的肺癌相关因素，比如年龄较大、先前吸烟和肺纤维化，还包括肺移植后时间较长。

与一般人群中的肺癌病例相比，移植受者的肺癌多为局部，可通过手术治疗；然而肺移植受者的全因死亡和癌症特异性死亡风险更高。